题目的创意并不是笔者的功劳，记得是王元化先生在几年前提出来的，当时读到，便给我以深刻的震动。观近几年的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都觉得它可以成为一剂良药，用以疗治我们在研究思路
近期我读到―册关于《文心雕龙》的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集中当然不乏新人耳目，论析扎实，发人深思的优秀论文，但毋庸讳言，也有相当数量的穿靴戴帽冠冕堂皇而又重复累赘、无见地、乏滋味的所谓论文。有些论题是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早被人们说过并且早有共识早成常识的问题，有些论文则又是缺乏材料缺少论证如醉拳如符?一般莫名其妙。如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论《文心雕龙》的“道”是什么道，“通”是什么通，“变”是什么变，述“音”怎样知，“文”包含什么项目，倒是有意义的。但在今天，还是这些问题，还是做这些论文，说明什么呢？我看只能说明自己不读书，不关心研究史，不知论文的要义在“创新”。这并不是说老问题不能再研究，如果能引出新义证或者发现新资料，翻出新唱曲发时义所无，发前人所未发，当然更好，再好不过；但如果无新义可发，还是不发的为好。因为学术论文并不是小学生的“描红”，也不是个人私下里的笔记本和练习册。
也算“无独有偶”的“对偶”，近期我还读到一篇关于现当代文学或文化的文章，是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先生研究鲁迅与胡适的，题目叫作《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文章提出了鲁迅为什么不直接骂蒋介石与胡适敢于直骂的问题，并做了详尽的分析和回答，指出鲁迅对蒋介石国民党彻底否定与胡适“补偏救弊”的政治态度不同，鲁迅的“寸铁杀人”、“风高放火”与胡适的“振翅洒水”、“救得一弊是一利”的思想方法不同。鲁迅的壕堑战的战术与胡适的“苦心”与“善意”的操作策略不同。这篇文章写得有理有据，明辨曲折，解人疑窦，令我击节叫好。但我又想到，像这样的文章怕在一些人眼里是不能叫作“论文”的，充其量叫作“学术随笔”、“文化随笔”，而在他们眼里，随笔是等而下之的，唯有论文才是正宗，才算数，可以用来评职称，获奖金，进爵做导师的。
这就又说到近年来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学术规范”的问题。学术是应当有规范的，比如不得抄袭和剽窃他人的著作，引用材料要有准确的出处，文章的写作应当文从字顺，结构应当完整，起承转合的脉络应当清晰等等。但是如果学术规范仅仅指这些技术性的层面，那么则是对学术规范作了浅层次的简单的理解。它是容易和应当做到的，而且不意味着做到了就达到了什么思想水准或者技术高度。
除了上述道德的技术的层面，“学术规范”更重要的是应当指向学理的层面、思想的层面。比如，学术必须是创新的，必须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应当越过而不是绕过，不能对前人的研究视而不见，絮絮叨叨反反复复地自言自语。所讨论的问题必须是“真问题”，而不能是伪问题、假问题、别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一篇有价值的论文，必然是提出了真问题的，或者是提出了真材料的，或者是解决了真问题或提出了新思路的。三者必居其一。如果没有一条能够站得住，即使它写得再像论文，即使它能怎样的正经八百，也不过是优孟衣冠，是无血色无生命的论文骷髅；而不少真正优秀的论文则是不落窠臼，刊落尘屑无滞无绊的自在馨香，如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如闻一多先生的《宫体诗的自赎》……恐怕在一些极古板的眼中，这些文章也是算不得论文的，只是慑于先生的令名而不敢微辞罢了。这样说来，一篇文章从形式上来说像不像论文是不是论文并不重要，是论文体还是随笔也不重要，是学院派还是社会评论派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真性情和真学问，是要有思想有材料有见地。
汉儒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也是不同的路数。治古文经学的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征实尚信，训诂文字讲解经义皆有来历，对中华传统文明做出了很大贡献。治今文经学的董仲舒因时而变，六经注我。鲁、齐、韩三家的《诗经》、公羊、谷梁传的《春秋》也是今文，同样为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作出了巨大贡献。一直到明清以来，戴震、钱大昕等主张古文经学的研究方法，而黄宗羲、康有为等又很有些今文经学的味道。如果粗略的划分则不妨将前者概括为有思想的学问，后者则为有学问的思想。前者的落脚点在学问，但其学问又不是空掉书袋无意义无价值闷头闷脑的死学问，不是空洞的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伪学问。后者的落脚点在思想，但也不是灵机一动游谈无根的空言大话，而是与历史的理据和逻辑相联系，与问题的本质及规律相联系的有内涵有出路的真思想。
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二者是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有时候又实难区别。他们的关键词是相同的，即“思想”和“学问”；各有侧重，却也是明显的，中心词不同，互为定语的又恰是对方的中心词。以时下的情况看，即使是强调学问的学院派也不能不重视思想的价值，以及思想在论文中的地位。如果一篇论文经过寻章摘句，旁求远绍，能求一义，征一理，也算是有思想有价值，但连考据的工夫都没学到或不愿烦劳，在那里不知所云地兜圈子，嚼人剩饭，还要侈谈“学术”，那可真是奈何不得也么哥了。相反如果是冠之以“酷评”、社会评论派的文章若能有理有据，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又何以不能作为有价值的学术看待呢？我又想到前几年热门而现在已冷下来了的陈寅恪。陈寅恪先生解放后先是研究隋唐制度与政治，研究陶渊明、李白、韩愈、元稹、白居易，这些都属文史研究的正宗，可以归为有思想的学问，而后来为什么研究起“末流”，研究起柳如是呢？在一些人看来是浪费了才学与时光。我后来理解到，是因为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中，陈先生失去了客观公正地开展研究的条件，不得已才转而研究柳如是，他是借柳如是个案来继绝学，抒孤愤，“发潜德之幽光”。所以我看《柳如是别传》是属于有学问的思想。
写这篇短文不是说学术文章不需要严谨，不是说学术论文不需要旁征博引，论点论据论证充分，恰恰相反，这种严谨不仅是论文的当行本色，也应该是参与学术讨论的各路文章共同的必要的质素。优秀精审的学术论文应当是富于学理和思想，而风格又是多样的。我们不能把假大空的八股式的套子文章看作论文的正常面目，而将清新明快、鞭辟入里、灵动隽永的论文排斥在论文之外，不能仅仅为了追求“论文的样式”而贬低其他样式或风格的文章。写这篇短文时我又一次想到《庄子・寓言》中的话，“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时说了等于没说，无意思的文章写了还不如不写，在这里加反而成了减，有时没说也并不等于没的说或没有表达看法。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王彬彬著，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２月版，１４．００元?
